李西岳

国家一级作家，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主任。著有《百草山》《农民父亲》等，曾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撰写解说词。

向着天堂倾诉

文 / 李西岳

一晃，父亲走了整整五个年头了，这五年里，因为疫情和身体的原因，我没有做到每个清明节，或者父亲的忌日，都回老家上坟，也曾感到愧疚和不安，但转念又想，作为一名作家，纵使你在父亲坟前烧一大摞纸钱，磕一大堆响头，不如为他写本书，于是，就有了这本20万字的长篇散文《父子书》。有人说，忘记父母的日子，孝子贤孙不知道从哪一天算起，对于我来讲，就从这本书起算吧，为自己做一个了断，此后再也不受情感的折磨和寿命的折损了。经过几番思想斗争和多日冥思苦想，我开了这样一个头：“并不是所有的父亲都能被写成一本书，但我的农民父亲可以。成为一本书的父亲，不一定高大伟岸、风流倜傥，不一定叱咤风云、功名千秋，但必须有坎坷的人生际遇、独特的人格魅力和不同寻常的人性温度。这些，我的父亲都具备。”开了这个头，我就可以畅快淋漓地与父亲对话，向着天堂倾诉了。

我知道，我的倾诉需要十足的勇气。平时与作家交流，大家都不愿写自己的家长里短，不愿触及自己的家事，不愿伤及自己的内心。卡夫卡说：“人们应该只读那些撕咬人的灵魂的东西。”要想撕咬读者的灵魂，首先就要撕咬自己，而我既然下了决心，就有勇气承受这种撕咬，就不怕触动内心的柔软，哪怕是从文字中溅出血泪。在我们家，曾遭遇许多撕咬人灵魂的事：待字闺中的姐突然精神抑郁；父亲58岁那年遭车祸髋骨摔伤；母亲一生病病殃殃；小弟32岁英年早逝……记得姐出院后，我利用探家归队的机会到天津谢恩，当三舅问我：“你爹好了吗？你娘好了吗？你姐好了吗？”我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，好像自己家一个健康的人也没有，同时也暗自下决心，一定要长出息改变这个家的现状。如果说撕咬人灵魂的事，莫过于小弟遭车祸去世，我作为长兄为他穿寿衣，为他写挽联，站在丧者家属的最前面为他送行，抱着他的骨灰迈着蹒跚的脚步进入陵园，之后，我又“怕人寻问，咽泪装欢”，心照不宣而又诚惶诚恐地隐瞒父亲18年，这种灵魂撕咬太刻骨铭心了。我把这些都写出来了，要好的朋友说，真不知道你心里藏着这么大的秘密，还说，真没看出你瘦弱的身子骨儿还挺能扛事儿。家境的不幸是作家的幸运，而用文字呈现这些不幸，的确需要巨大的勇气做支撑，我的做法就像一把斧头一下凿开人们冰冻的心海，带给人们的是永无止境的精神折磨。作家往往是最敏感而脆弱的。我是眼窝很浅的人，遇到激动和悲伤的事，往往第一个掉泪失态的就是我。在尘世间，这些肯定不是什么优点，会成为一种困扰，写作的好处，在于通过写作可以获得自我拯救和治疗，可以把撕咬人灵魂的经历转变成写作的资源和财富。有人说，你这么像捅肺窝子地表达，书出来敢看吗？我倒觉得写出来之后，如释重负，心里轻松了许多。

我是写小说的，长篇、短篇都写了不少，虚构故事的能力还是有的，但散文属于非虚构，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把真实放在第一位，为什么作家们不愿写真实的自己，一是怕家丑外扬，再就是怕家人对号入座，惹出麻烦，往往善于把自己家里的事隐蔽在虚构文学作品里，或给当事人改个名字，或以真事为原型加一些虚构的东西，弄成似是而非的效果，但在《父子书》中，我把作家的那些小技巧都抛弃了，书中所涉及到的人名、地名、时间、事件完完全全都是真实的，都能跟活生生的人对上号，但我传达的是正能量，不会惹人家生气。

比如，父亲曾交给我一张纸条，上面记着好多人的名字，那些名字不光有大号，还有绰号，生怕不知道是谁，他在摔伤住院期间得到过这些人的帮助。那年，我往家捎了200斤大米，在那个年代，大米在老家是稀罕物，父亲按照名单挨家分送，最后家里所剩无几，他还要求我把有恩于己的人一一记在本上，一旦有机会就付诸回报，即使不能回报，也要在心里记一辈子。我真的按他老人家的要求做了。

还有一种真实，是来自情感的真实，作为作家，你只有把生命里最真实的情感倾注于笔端，作品才能呈现出艺术感染力和生命力，读者才会带着真情实感进入你的作品。《父子书》中，我当兵前发誓一辈子再也不回这个家了是真实的，而在父亲灵前长跪不起也是真实的。父亲撵我提前归队是真实的，而每次站在村口拄着拐杖迎候我也是真实的。实际上，我在叙述中还渗透着强烈反思和心灵忏悔意识，告诉读者，自己在父亲身上留下诸多亏欠。我如此把自己的心亲手撕开让别人看，确实需要足够的勇气，可恰也给了我向着天堂倾诉的底气。

我还知道，我倾诉的声音应有艺术特色。我是写小说的，塑造典型形象是我的责任。《父子书》虽然是长篇纪实散文，但不能见事不见人，既然写人就得写出其典型意义，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。我的父亲虽然是个农民，但他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。年轻的时候走津门、闯关东，后来被奶奶揪回家，当过水利工程管理员、公社粮站保管员，3年自然灾害时期回村担任生产队队长兼会计，在县里举办的会计珠算比赛中拿过名次……也就是说，父亲在农民序列里还是相当了不起的存在。他的性格呢，也属于可变型的，青年时懵懂，中年时暴躁，壮年时包容，老年时乖顺。我们父子之间，打我长大成人就有了隔膜，我不满父亲的棍棒教育，父亲嫌我烂泥扶不上墙。我们爷俩做事都是拧巴着来，他给我报名参军我偏不去，第二年我偷偷参军不跟他商量，父子关系降到冰点。一直到我被“父遭车祸，速回”的电报催回家，见到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父亲才起恻隐之心。后来，我在部队提了干，又拉出两个弟弟出去当兵，为父亲分忧解难，父亲从来没当面夸过我，但他的一次表现，表示与我冰释前嫌了。小弟偷邻居家枣被人家找上门，父亲把自己的鞋脱下来扔给我：“老大，我老了，打不动了，你上！”说明他服我了，要把这个家交给我了。可之后父亲又对我进行考验，在没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，突然杀到部队。家里明明有套新中山服，却穿一件旧棉袄，一条带补丁的劳动布裤子，堂而皇之地站在军营门口等我来接。意思是看看你这当军官的儿子，对土的掉渣的农民父亲到底是啥态度，搞得我哭笑不得。在很长的时间里，我一直弄不明白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为什么最难懂的是父亲，而最难忘的也是父亲。

在叙述方式上，我采用了父子对话，时空穿插的手法。一条线是父亲在农村的生活，一条线是我在部队的成长经历，两条线时而平行，时而交叉。父亲每做一件事，都与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在部队每前进一步，都感到背后有父亲的一双手在推动，我人生中的每一次蜕变都镌刻着父亲言传身教的印记。另外，在风格上，我既遵循散文的创作原则和特点，又充分发挥小说创作的优势。大篇幅采用白描手法，始终保持克制冷静的态度，不过分渲染感情，尽量把一地鸡毛的事，说的津津有味，把四平八稳的事，讲的跌宕起伏，把撕心裂肺的事，叙述得气定神闲。再就是语言追求地域化、个性化、口语化，让农村文化与军营文化达到契合，让读者读起来轻松且有味道。

我更知道，我的倾诉应有其价值意义。巴尔扎克说，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，我认为，长篇叙事散文也应承担这样的使命。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，人民军队是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，军营文化流淌着农民文化的血脉，百分之八九十的军人都有一个农民父亲。若干年以来，以军人视角描写农民父亲的文学作品为数不少，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，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，曾一度掀起“农家军歌”的创作热潮。我以《农民父亲》为代表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也属于这一谱系。时隔这么多年，如果我们再重复写这一主题，读者会有较高的阅读期待，这就逼着我要独辟蹊径，别出心裁。在军人眼里，家是浓缩的国，国是放大版的家，有国才有家。父亲百年人生岁月中虽然没有正式参加革命的生涯，但在抗战时期，曾为回民支队抬过伤员，赶着马车为拔鬼子据点的八路军送过粮食，在“五一大扫荡”中和冀中抗日军民一起坚壁清野，天津解放，与工友们举着小旗一起上街游行欢庆胜利。到了中老年，他把三个儿子送到部队，使得他一直到六七十岁，还在家里当壮劳力使。他曾多次对我们说：“我没能耐给你们找出路，但只要你们出去为国家效力，家里再用人，我也不拦着。”三个儿子一道回家省亲，他说：“你们穿着军装，不能光图外表光荣，要像杨家将一样为国尽忠。”我呢，当了40多年兵，虽然没上过战场，但作为文艺战士，第一时间赴抗震救灾、抗洪抢险前线采风创作，父亲让弟弟把电话打到前线，为我鼓劲加油。我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、纪念中国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撰写解说词，完成任务回到家，父亲为我举杯庆贺。我的立功喜报寄回家，向来低调的父亲一张一张小心翼翼地贴在墙上。

在我的军旅生涯中，在父与子、家与国、孝与忠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经常处于两难的境地，最后只能做出别无选择的选择。常言说，自古忠孝难以两全，我认为，作为一名合格的军人，最好的床前尽孝，就是义无反顾地为国尽忠，对父亲最大的回报，就是让自己的事业取得辉煌，从而实现“小家遗憾”到“万家守护”的升华。正如曹植《白马篇》中所云：“父母且不顾，何言子与妻？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。”

在《父子书》的叙述中，我强化了家国情怀与忠孝观念的共同价值，强化了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融合。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是家国同构，而家国同构的实质就是把个体命运融入国家命运。我在叙述父亲百年历史和我40余年军旅生涯的故事中，竭力把“小我”融入“大家”，把个人叙事融入宏大历史事件，继而摆脱感念化的表达，努力使父与子的形象获得血肉丰满的文学品质，这应该是我向着天堂倾诉的初衷。